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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7月，即在通辽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参谋处工作的，伪陆军军官张维荣老先生数年前曾回忆，兴安南警备军所管辖区域为两个省，即兴安南省和兴安西省，全境各旗县均置于它管辖之下。1939年春，满洲军政部为了增强边防兵力，扩大兴安军的编制，命令撤消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成立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也从巴特玛拉布坦改换为甘珠尔扎布，参谋部有两名日本教官，一个是中野中佐，另一个是少佐，这两位名义上是协助参谋长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参谋长和司令官的。而这些人之后还有一个“顾问”金川耕作，金川耕作事实上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在兴安警备军司令部或第九军管区司令部的总代理人。
无论是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还是第九军管区司令部都以钱家店东三里地的东大营为主，开始是骑兵第五团，该团团长秦焕章，是个中校，还有骑兵第六团，团长是洪景洋，也是中校。开始官兵达400多人，变成第九军管区后，甘珠尔扎布司令官又把他弟弟正珠尔扎布为师长的步兵第二师也拉来了。正珠尔扎布是少将，据张维荣老先生回忆，该师相当庞大，编制保密，象张维荣这样在司令部参谋处的人物也无法详细知道步兵第二师的情况，也正因为这样，钱家店一带的人和日军、伪军“交道”甚多，受压迫极深，反抗也很激烈。
三十多年前，当时的哲里木盟宣传部的老领导李全喜同志曾会同监委的永前扎布同志写了一部《冬尽春晓——通辽县钱家店镇史话》，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控诉日、伪军的滔天罪行的章节，该文写道：“日本侵略者占领钱家店后，设立了不少政治、军事、经济机构，有专门深入蒙古族地区进行特务活动的顾问部，培养训练日本走狗的农民道场，搜刮地租赋税的产业公司，控制物资、实行配给的三下、春田、大旗三个洋行……所有这些机构通受东大营的武装保护。但他们对中国人自己办的小商、小店、小馆之类小企业却从不留情，对中国人民却动不动就大加杀戮。”
张师傅“开张”
当年在钱家店很出名的老皮匠张献文老人，在日伪时期以“熟皮”为业，这一天老人家从集上买了两张马皮，正在自家院子里进行晾晒。“咕咚！”一声，大门被踢开了。他抬头一看是伪军，这个家伙大模大样地走到了老皮匠张师傅面前：“喂，给我熟几张皮子！”
张师傅自然作了回答：“好，先把皮子拿出来看看吧！”
那伪军马上拽了一下麻袋，皮子马上“展示”了出来。
张献文老人夫妇赶上来一看，马上每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两位善良的人各个吓得毛骨悚然，不知所措。
怎么回事呢，夫妻二人仔细一看，马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皮！”是呀，那是血淋淋的人皮呀，看那黑黑的头发，那已在挣扎中弄得充满泥土的手指甲、脚指甲……
伪军见张师傅夫妇面如土色，并无下言，于是就大吼起来：“告诉你，这是日本高山队长叫熟的，你熟不熟也得熟，有特殊用项。”
张献文吓呆了，好长时间才说出话来：“老总，我当了半辈子皮匠，还没熟过人皮啊，我不会熟，就请另找会熟的人熟吧！”
张献文师傅苦苦哀求，婉言推辞，这时候张师傅家的师娘急中生智，乘势向伪军手里塞了几张钞票，伪军才好不容易出门了。张师傅两口子赶紧关上了门。
谁知门刚关上，气儿还没喘均匀，那个已经走出去的伪军又倒转了进来，接着就手指正在晾着的马皮说：“你这马皮是哪儿来的?”这一回更加恶眉瞪眼了。
张师傅急忙回答：“我在集市上买来的。”
“买来的?买谁的?”
张师傅如实回答：“过路人的，没细问。”
“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这小子已完全“日本化”了。
话音没落，他从后边就伸出马鞭向张师傅打来，口里还不干不净：“他妈的，这马皮是司令部丢的，一共丢了五张，看来全是你偷的！”
张献文顿时心里打鼓，想：“天哪，哪个不怕死的敢到东大营去偷马皮呀，这不是讹诈吗?这回我算倒霉了！”
伪军生追硬逼，张献文自是不认，皮鞭又爆豆似的在他身上“滚”了一阵，最后还是那伪军提出了要一百三十七元的“赔价”，张献文无可奈何倾其所有，才免去了这么一场杀身横祸。
可怜多少天没“开张”的张老师傅，这天“开张”竟碰上了这样一个禽兽。
关掌柜“关板”
伪满时期钱家店有个关家小饭馆，关掌柜烹炸煎炒无所不能，生意向来红火，加上关家人缘不错，在钱家店一带说得上是“名店”。
东大营驻上了鬼子兵，钱家店被鬼子、汉奸弄得鸡飞狗跳墙，关家生意开始还凑合，不久就操作不下去了。
这一天是正珠尔扎布的步兵第二师休假，鬼子、伪军饿狼一样三三五五地来到了钱家店镇，耀武扬威，无恶不作，为所欲为。
伪军士兵包大喜，和他一些狐朋狗友，腰板拔溜直横逛了一阵之后，就仰面朝天地踢开了关家饭馆。关掌柜见是“二鬼子”，赶紧前去迎接：“老总，欢迎，请上座！”他说话的时候也早觉得腿发软，心发颤，心里说：“这群‘丧门星’又来了。”关掌柜虽然心里象被猪鬃扎着一样，但却不得不一边泡茶，一边递毛巾，一边端上好酒好菜，饿鬼们来了一帮又一帮，一直坐满了六个圆桌面，关掌柜夫妇边炒边往上端，尽可能答对周到。可这帮家伙动手动脚，挑三拣四，稍不如意就骂个不停。
这帮如狼似虎的家伙吃了个沟满壕平，然后一拍屁股就走，关掌柜颤颤兢兢地走上前去说：“老总，哪一位结帐呀?”包大喜带搭不理地说了一句：“记帐吧，下次一起算”，扭身就走。关掌柜见整不好要“连本上仓”，就走上前去哀求：“老总呀，咱这馆子小，底子薄，赊不起呀，从来也没赊过帐呀！”这一说，不打紧，把个两眼圆睁的包大喜惹的两个眉毛都竖起来了：“你这个贱货，别他妈不识抬举，吃你的，是看着你了……”他说着说着竟悖然大怒，叫过了刚走出的一帮兵，牙咬得紧紧的，说了一声：“给我砸！”，倾刻间一阵大乱。这时间，你再看，盅儿，碗儿，盘儿，杯儿一起跳动，圆桌也霎时翻了个儿，碎了的，烂了的，飞上半空的……任关掌柜求爷告奶地求情，一切方法都无效，等他再去阻拦，包大喜的皮带已成了打在他身上、脸上的鞭子，打的他遍体鳞伤，不省人事。
第二天关掌柜的饭馆就关板了。
当然这张师傅“开张”，关掌柜“关板”还只是日伪军罪恶的九牛之一毛，人被杀的，姑娘被抢的，被撒下细菌谋害死的，讲也讲不完。
人们也许要问难道钱家店人就这样任人宰割，不予反抗?
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且听我也说两段。
火烧兵营
1944年日军的侵略范围不断扩大，进入钱家店东大营的日本鬼子也越来越多，驻地的房屋显然变得拥挤不堪，于是酝酿着给那些东洋鬼子盖新房，盖一幢漂亮的军官宿舍。司令部军需处找来个代理，帮助他们搞修建。
代理人从镇里抓来了民夫和能工巧匠，限定他们三十天内完成建筑任务，他对这些建筑工人说：“关东军在关里打八路军立了大功，现在暂时回到后方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为了慰劳皇军，要尽快把这栋房子盖起来，而且要又快又好！”
心里一直憋着团火的杨木匠鄙视地瞪了代理人一眼，心想：“皇军？什么皇军！就是骑在人民头上坐威坐福，走出去不杀人放火没有笑模样的东西，你他妈还慰劳呢！我真恨不得绑了他们点天灯！他们可把中国人害苦了，杀个人象杀只鸡呀！”他没有说出口来，但他心里早有了新的对策。于是在当时钱家店一带颇有名气的杨木匠开始暗暗地组织人们消极怠工，他们干是干，不出效率，不是这儿垒歪了，就是那儿弄裂了，窗户不是留大了，就是留小了，弄得着急住房的日本鬼子们整天闹心，后来干脆派来了一个“武装班”押着人们修，不是用枪托打，就是用鞭子抽。
胆大心细的杨木匠看到了鬼子和汉奸的阵式，弄不好要吃苦头，说不定弄死几口子！于是他机敏地改变了主意，他对信得过的工友说：“告诉大家要往好处修，房子盖成再说，别吃眼前亏，让他们撂倒几口子……”，漂亮的宿舍终于盖成了。连日本关东军的左藤都来看了，并说：“喏西，大大地好！”，还为建筑者出了一系列主意，什么内部要陈设“大和式”装饰，房顶要升一面日本膏药旗，门前加一个岗楼，等等。
不久，日本鬼子们就要得意忘形地进入新居了。杨木匠和几个要好的穷哥们却在一边发了誓：“想的倒好，要舒舒服服住上新房，没那么便宜的事，我死都不叫他们住舒坦了，这亡国奴的罪，我就不想老老实实遭！”
这天半夜，杨木匠和他的穷哥儿们动手了，他在穷哥们的帮助下翻进了这栋宿舍，沿着事先确定好的路线爬进了顶棚，掏出了怀里揣着的棉花和洋油并擦着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然后又轻手轻脚地沿着早已看好的线路逃了出去，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他们匆匆退入丛林。
过了一段时间，只见屋顶上已升起了一面膏药旗的军官宿舍狼烟滚滚，火光冲天。敌人发觉了，连左藤太君等都惊了，枪声、哨声、狼狗叫声，还升起了信号弹，但可就是没多少人上去扑火，等了大半天，才来了辆汽车，“吐”出帮“喳喳怪叫”的鬼子……“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扑了上去，然而此刻已是“呼喇喇的大厦倾，昏惨惨灯将尽”，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而在老远老远的地方，杨木匠捅捅穷哥们的肩膀，伸了伸舌头：“走，咱哥们得补一补被他们耽误的觉了。”
黎明前，曾倒下过几个好汉
又过了一年，正是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溃败的前夕。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已唱起大刀进行曲了：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钱家店也站起了几条好汉——破衣烂衫，骨瘦如柴的马箭杆，身高体壮的李二虎、史宝蕴，还有肖玉华等等，他们集结在阴雨绵绵，但时而也出现一点亮光的日子里，他们开始了策划，开始了串连……
几天之内，就有四十多人起而响应：
扎枪被安上了红缨，
棍棒被箍上了钢环，
斧头，镰刀……
他们一起出动了。
钱家店粮库，这鬼子们荷枪实弹看守的地方被他们砸了；鬼子控制的几个洋行，他们也踏进了几十双脚；反抗的鬼子不时倒在了他们的脚下，而三下洋行的女老板手中正要拿走的细软，也被他们吓得丢在了脚下。
中国人怒吼了，十四年的苦水在一起往出吐！
然而，当时这地方的枪杆子还在他们的第九军管区手里，金川耕作们还不想退出舞台，日本鬼子高山队长和东大营的秦团长们得知后也在谋划。
这一天夜里三更天，鬼子反扑了。马箭杆被抓了，李二虎被抓了，史宝蕴也被五花大绑进了东大营。
伪军们剧烈地撞门，使肖玉华在梦中惊醒，他立即想到形势不妙，鬼子准是报复来了，顺手拎起了他早已装上铁箍的木棒。他一手开门，另一手的带铁箍的木棒已举得高高，一个伪兵被他打倒了，另一个伪兵正举着刺刀，一刺刀就戳进了肖玉华的后背，他强忍着疼痛又将木棒举起，狠狠地砸向另一个日本鬼子。没想到这个鬼子也正在向他高举起马刀：“巴嘎，死了死了的！”马刀落下来了，肖玉华怒瞪双眼倒在了门下。
戒备森严的东大营。日本鬼子的高山队长气极败坏地面对着三个钱家店老百姓：“你们为什么行凶?”，“那是你们先行了凶，你们不在日本好好呆着，偏偏要侵略别人的领土，杀人、放火、强奸，甚至扒人皮，吃人肉，你们还是人吗?我们就是要通过斗争，让你们还我们中国人的血债，报这血海深仇！”
“我要通通枪毙你们！”
“怕枪毙，我们就不干了！”
“死了死了的！”
“死了变鬼，也要和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斗到底！”
高山不由得暗自打着寒颤，他想起一年前的火烧兵营，也想起了历史上的新兵哗变，想起了拼死舍命弄断电网跑出去的蒙古族士兵，也想起几年来常常走出去就没有再走回来的日伪军的士兵，……说实在的，他真的怕了，这是一个民族的恨，是千千万万人的“万众一心”形成的恨……
由于越想越怕，又怕在这几个小人物面前丢面子，他发疯了，颤抖着发疯了：“快，死了死了的，把他们通通地杀掉，杀……杀，杀掉！”
马箭杆、李二虎、史宝蕴一个个昂首挺胸被推了出来，后来有人见到他们也被日本人的马刀砍死在东大营的深壕里，但同时他们也在人们心目中永生了。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军队很快占领了通辽，日本军队留任了原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董立卿，并形成了他们的伪政府，还由董立卿任伪县长，并由日本人富田有次为参事官，管理县内事务。
当时的县公署还设立了财务局、官产处、警务局、内务科和总务科。财务局长由李文衡担任，局内还设了征收股和理财股。官产处下设有教养厂和屠宰场。警务局由孙良久任局长，下边还有司法股、警务股和一个警察队、6个警察局。内务科科长叫屠文楷，科内设有教育股、实业股和行政股。总务科科长叫王作舟，下边也有三个股分别是会计股、文书股和庶务股。1934年以前，即伪康德元年前，通辽县隶属奉天省，到了伪康德元年后就划归兴安南省了。1937年以后，即伪康德四年县长也换成了华荣栋。日本人也大大方方地当上了副县长，这个家伙叫宫崎总平。五年后县长又有变化，也就是1942年县长又换成了于文英，副县长也换了个日本人，名叫小川宽。无论是参事官也好，副县长也好，日本人都起着控制当地的作用，他们对通辽县的财产和资源，都进行着扒皮剜肉式地掠夺。
除上述单位外，他们还成立了税捐局、专卖分局分署、盐务缉私分局。处于掠夺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的方便，他们还把税捐局直接划归兴安南省直管，当时的局长叫郑金铭。局长以下还按日本人的叫法设了三个课，即稽查课、经征课和总务课。稽查课又设监视、稽查两个股。经征课中也有第一、第二股之分，总务课则设会计、文书两个股。税捐局每年征收营业、粮食、牲畜等各种税收20万元。
郑家屯专卖局通辽分署，管辖兴安西分省和兴安南分省的鸦片专卖，仅通辽地区一个月的鸦片公开消费量就是1482两，当时每两价格为六元五角。除经专卖局、分局公开销售之外，私下买卖还有2000多两，不仅毒害中国人民的健康体魄，还要掠夺大量劳动血汗。
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还成立了一座教养工厂。这座所谓的教养工厂公开的名义是为被鸦片毒害的人戒除嗜毒恶癖，并给这些“废物”传授劳动技能，实际上是无偿盘剥被教养者。无偿给他们烧窖、搓打麻绳或印刷东西，这三种劳动也分别归砖窖科、绳麻科和印刷科管，除收容教养者外，每科都有长期工人十多名。
通辽盐务缉私分局，专事检查从营口运进的食盐，通辽一带每年消费食盐总量为33574担，每担均为100斤，总价为268592元，其中盐税为201444元。
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通辽交通方便、商贸发达在通辽掠夺大量的牲畜和粮食。当时的通辽牲畜市场周围辐射着科左中旗、开鲁、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乌珠穆沁等旗县，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牛、马、羊、猪等牲畜被集中到今科尔沁区再转运出去，他们用廉价夺走了我们的大量物资。仅1933年，一年内仅记载的就有牛11910头、马322匹、羊240只、骡子46头、驴39头，这些仅是上了满铁事务所调查表的。
粮食就更多了，每年都有大量粮食运往通辽，任由侵略者掠走。也是那个1933年，据商务会、税捐局调查表载，仅大豆就达79820石、高粱5232石、玉米15213石、小豆6532石、绿豆5230石、荞麦3850石、谷子25214石、蓖麻55132石、瓜子4231石、黄豆18030石。这里的石，折合250公斤，也就是500市斤。通辽人民的血汗被他们几乎榨干了。
钱家店东大营罪恶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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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日义勇军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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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魏连云回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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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不断进行着反抗，抗日义勇军遍布东北，许多工人、农民、士兵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原由兴安省管辖现属彰武县的敖力营子，就曾举起过抗日的火炬，全屯三百多户人家，人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切齿痛恨，不仅视日本鬼子为“强盗”、“豺狼”，而且很多人加入了抗日义勇军，千方百计的和日本鬼子斗争。因此，这个小村子成了当时抗日义勇军的中心地之一。
人民的反抗成了日本强盗的心头之患。于是，侵略者急眼了，在一九三二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一年的冬天，离敖力营子很远的一个大院里走出来一队人马，这支队伍叫兴安南警备军，约有一个团的兵力，这些强盗见屋就烧，见人就砍，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由于当地老百姓没想到他们来屠杀，来不及抵抗，无辜的老百姓死伤一百余人，鲜血染红了街道。这些强盗们，杀性未消，又进入了距敖力营子十五华里处万宝营子和一棵树两个屯子，也是乱杀乱砍闹了一阵，才收了兵，在这两个屯子驻扎了二年多。
三年以后，也就是民国二十四年。现属奈曼旗管辖的八仙筒出现了一个自称“三九保朝”的抗日救国军组织，声势很大，甚至发展到两千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开展抗日斗争，曾经杀死过日本警长贺田金座、署官佐佐木正太郎、参事官山守荣治、指挥官中根专一、盐务长木村等日本“鬼子官”八名，并在西南沙坨坑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控诉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时，还是曾经血腥镇压敖力营子抗日活动的强盗队伍，又在奈曼出现了，这次又是一个团的兵力。他们进村以后，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乱砍，虽然抗日救国军有准备，英勇抵抗。但终因装备简陋，寡不敌众，而被镇压了，这些强盗在侵华战争中又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
1943年，西辽河流域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富人囤积居奇，花天酒地，穷人饥寒交迫，叫苦连天。初冬的时候，吴竹芳一家从阿鲁科尔沁旗逃荒来到了通辽县的孙家大院村（现科尔沁区民主镇孙家大院村），寄宿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马架子里。一家三口，身无分文，入冬后也未添一寸新布，只靠打零工挣点粮食糊口，常常上顿不接下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常言说，富人家过年欢天喜地，穷人家过年如过鬼门关。腊八到了，富人家杀猪宰羊，蒸年糕，做豆包，买年纸，办年货，吴家却连隔夜粮都没有。吴竹芳起了个大早，穿着一身开了花的破棉衣，踏着半尺深的雪，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剌骨寒风，出门乞讨。由东家到西家，由前街到后街，由这个村到那个村，饿着肚子，遭了无数白眼。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由二十多里外的一家好心人那里要了几斤苞米面，跑了回来。家里有病的妻了和七岁的小儿子，相偎在冰冷的炕头上，饿着肚子，等了一整天。吴竹芳闯进屋，三口人抱在一起，流下了辛酸的眼泪。马上点起火，熬了一盆糊糊粥，算喝了顿穷人的“腊八粥”。孩子边喝边喊“真香”，大人听了又是一顿流泪。
真是祸不单行，偏赶上这时日本鬼子抓劳工，美其名曰“拔贫户”。他们通过伪保长向老百姓做欺骗宣传：“拔贫户，到工厂去做工，能赚大钱。劳动力去了第二个月就发薪水，每月几十元钱。如果带家属去也可以，厂方给安排住房，发口粮。”正在一筹莫展的吴竹芳听了这个消息，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但心里想：不指望发财，只要饿不死人就行了。于是，他到保长那里报了名。当然，他走这一步并不是情愿的，实在是因生活困难到了极点，万般无奈呀！
正月初十那天早上，伪保长领着两个警察闯进了吴家，第一句话就是：“吴竹芳，快收拾收拾，走吧！。”刚刚八岁的孩子还不懂是什么意思，妻子闫桂姐问道：“让我们上哪儿去?”伪保长说：“怎么?吴老大没跟你说?他自报拔贫户了，让你们家里人也一同去，这是对吴老大的特殊关照！”闫桂姐听说
“拔贫户”，就连哭带嚎的对丈夫发起火来：“你，你好糊涂哇！什么拔贫户！那就是往年的抓劳工，你听说去劳工的有几个能安全回来的。你不想活了，还让我们娘们一同去陪葬！”说着，一屁股坐到地上：“我们死也不去！”
这时，伪警察翻脸了，瞪起了一对牛眼睛，冲着吴竹芳吼道：“不去?不去也得去！快，快！。”吴竹芳急得满脸流淌着豆粒的汗珠，一面对伪警察说：“老总，别急，别急！”，一面对妻子说：“行啦，行啦！这年头咱们穷人在哪儿也没个活路，万一闯出一条活路呢！”闫桂姐大声反驳道：“你纯粹是穷疯啦！去当劳工只能是死路一条！要去，你一个人去，我们娘俩，就是饿死了也不去！”说着，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哭得悲悲切切。这时，孩子也给吓得大哭了起来。
这下子，伪保长和伪警察可火了，上前架住吴竹芳的双臂往外拽：“走！就你一个人去吧！”闫桂姐见此情景，腾地跳起来，上前拉住丈夫：“孩子他爸，你不能去呀！”这时，孩子也拉住爸爸的衣襟，喊叫：“爸爸，你别跟他们走！”吴竹芳淌着眼泪，回头说：“不去行吗?孩子他妈，儿子，你们保重吧！”。
正在这前拉后拖，哭喊一团的时候，突然从门外蹿进一个青年大汉来。他高声叫道：“不要走！”，这个人就是给村西头耿家大车店当伙计的吴家老二，叫吴林芳，二十五岁，已经做了十年长工，也未娶妻成家。他说：“老总，别难为我大哥了，我替他去吧！”说完回过头，看了大哥一眼，说：“你呀，真是穷糊涂啦！”又对嫂嫂说：“我去了，你们保重吧！”然后用手摸摸侄儿的头，说：“孩子，再见吧！长大了，要记住，你还有个二叔呢！”说完，跟着保长和警察们走了。一家人全愣住了，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等老二走出院门，才突然醒过腔来，“啊”的一声全冲出屋去，“老二！”“二叔！”……
劳工苦
吴林芳和几十名穷苦人被五花大绑，由伪警察武装押送到县里，会同几百名从各地抓来的劳工，被装进一节火车的闷罐子车厢里，向辽东老山里开去。闷罐子车厢本来是装牲口用的，现在，却装满了活蹦乱跳的人！车厢门被反锁上了，窗户被封死了，只留几个气孔，黑咕隆咚不见一点阳光。此时此刻，人们悲愤交加，有的长声哀叹，有的暗自流泪，有的在痛骂日本鬼子和汉奸们惨无人道。吴林芳心中一阵酸痛，泪水夺眶而出，心想：“这一去，也不知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再与亲人们见面?”在漫长的黑夜中，他心中象大海的波涛在不停地翻滚。他回味着这二十五年的人生，从刚记事时起，就和“穷”字挂上了钩。他想起了前年二老双双病故，连口棺材都没钱买，想起了家中三个大劳力，养活不起嫂嫂和侄子两口人，想起了三弟金芳，也在给地主当长工，不久前也被抓了劳工，至今没有音信……，为什么?为什么?人世间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火车在不停地飞驰着，日本兵从窗口向车厢里扔进了一些苞米面饽饽头，连口水也不给喝。大便、小便只能在车厢里，骚臭难闻。劳工们的家属，有老人、有小孩、有带病的女人，全被装入另一节闷罐子车厢里，待遇一点儿也不比劳工们好。家属们的哭叫声凄惨、悲哀，从那气孔、门缝间不断传出车外。这声音在松辽大地上空飘荡，也飘进了劳工们这个车厢，传进了劳工们的耳中，象千斤重锤敲在劳工们的心上，劳工们急得捶胸顿足，“天哪！这简直是作孽呀！”
火车走走、停停，一直行驶了两天两宿，才到了目的地。劳工和家属们被从车厢中放出来，有些人手脚麻木，不能站立，不能行走。日本兵就强迫劳工和家属们排成两行，由手持钢刀和长枪的日本兵押解着，你扶我、我挽你的向一个山沟中走去。走慢了，日本兵就用鞭子抽、棒子打，还“叭嘎、叭嘎”的骂着。他们好象不是押解着一群人，而是驱赶着一群牲口。可是，这些明明是一群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哪！而那些东洋鬼子才不是人，是一群魔鬼！深一脚，浅一脚，摔了跟头，爬起来，手划破了，脚扎破了，身子跌伤了，鲜血直流。走了半宿，才走进了用电网围着的一个大工厂里。一个叫小野的日本鬼子对劳工们说：“你们来到了抚顺白铁厂(制铝厂)，白铁做飞机的干活，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你们要做工的，好好的。谁要不好好的，逃跑的，死啦死啦的有！”从此，这些劳工就完全失去了通常人的人格，变成了会喘气、会说话、会走路的劳动工具。他们只能在剌刀的威逼下干活，没有半点权利和人身的自由。
劳工们住在又凉又潮、四面透风的木板房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干难以承受的超体力活，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不准休息，日落山后才收工。搬石头、推铁块、烧炼铁锅，稍微慢了一点就要挨棒子。干这么重的活，还不给饱饭吃，早上一碗玉米面糊糊，中午两个又黑又小的橡子面饽饽头，晚上还是一碗稀糊糊。吃饭时，别说是熟菜，就连咸菜也没有，只分给几粒黑盐巴。有时，饽饽里还吃出老鼠屎来。劳工们都被饿得发了疯，只把鼠屎扒拉掉，其余的一点也不舍得扔掉，全贪婪地吃进去。
由于人们长期挨饿、受冻、干超体力的重活，还遭受非人的虐待，个个都满身伤，浑身病，体质一天比一天差。日本人对瘦如干柴的劳工们可没有一点点同情心，而是一天比一天凶残。劳工病了，不给治疗，还逼着干活，干不动活，就往死里打。一边打，一边吼叫：“死了死了的没关系，中国苦力的大大的有！”有的劳工被迫硬挺着带病干活，头昏眼花，身子一晃，一头栽进沸腾的冶炼锅里，立刻化成了一泡水、一股烟。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只在那一瞬间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是那么彻底、干净！吴林芳是个性情倔犟的人，他挨打的次数自然比别人要多，挨的打也更重。
劳工们被逼得无奈，就想法逃跑。可是，逃跑的人很多，却没有几个跑得出去的。因为日本人在各个山口上都布上了岗哨，还训练了大批狼狗。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就在劳工们的面前，或者被乱棍打死，或者被用刺刀挑死。更有甚者，是让狼狗活活咬死、撕碎、吃掉。每当这样残害中国劳工时，日本人还在旁哈哈大笑：“哈哈！你们的看，逃跑的，统统的这样的有！”劳工们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被鬼子们活活残杀，心如刀绞，个个把牙咬得格格响，心中想：“小鬼子真是一群魔鬼呀！他们根本没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哪，这血海深仇何时能报哇！”
每年被抓到这里来的劳工，绝大多数都被如此折磨死了。随劳工来的家属，都是老弱病残，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用不得两三个月，就都被折磨至死了。人死了就扔进一个称为“万人坑”的山窝窝里，附近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眼，有时遇见活人也往身上扑。
死里逃生
吴林芳在这座魔窟里挣扎，早就想到逃，可是，逃成功的希望太小了。逃，抓回来被杀死；不逃，活遭罪，早晚也得被折磨死。他想，不如趁早死了，反倒便宜。于是，他决定找个机会自杀。有一次，他走到电网前，想触电而死，可是离电网二米多远有一层铁刺网，身子挨不着电网。还有一次，他在炼铝锅前当班，他想一头扎进沸腾的炼铝锅里，什么也不用想了，什么罪也不用受了。想想大哥、大嫂、三弟和小侄儿，还有许多难友。这些人都似在说：“不能死、不能死……”。他强制自己：停一停，想一想：亲人们还在受罪，怎么办?冤死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阴魂不散，怎么办?日本鬼子还在继续作恶，每天都在出现新冤魂，怎么办?自己这么一死了事，对得起亲人和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吗?想来想去，最后一咬牙，下了决心：“不能这么轻易地死去，要生，哪怕九死一生，对那一点点生的希望也要去争取。只要死不了，出去后，一定要报这血海深仇！”
有一个家住吉林的劳工叫张连发，与吴林芳最要好，相互间也最信任。二人合计，一定要找机会逃出去，即使死也不在这里等死。冬月下旬的一天，天下着鹅毛大雪，刮着刺骨的西北风，滴水成冰，足有零下四十多度。厂门口岗楼里，站岗的日本兵把头缩进羊皮大衣的衣领里，抱着三八大盖直打哆嗦。午夜换班时，劳工站队走出厂门，向采石场走去。吴林芳与张连发二人尾随在队伍的最后，在一个光线昏暗的拐弯处，他俩飞快地溜入夜幕中。二人不走山口，专攀山崖，两个时辰后，终于逃出了白铁厂的控制圈。他们真是有老天相助，没碰见一个巡逻兵和狼狗。他们不知跌了多少跤，衣服被石尖几乎刮碎了，手脚也划出了口子，鲜血直流。跌倒了，再爬起，拚命往前跑。他们不走村庄，不走大路，绕着灯光，躲着狗叫声，专在无人走过的山野中飞奔。直跑得出尽了汗，口干舌燥，精疲力尽。等到天亮时，他们已经远离了白铁厂这座吃人的魔窟。
生的希望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可是，下步咋办呢?虽然远离了白铁厂，但偌大个东北也都是日伪的势力范围啊。日本人在这里已经经营了十多年，到处都有伪警、伪宪、特务、汉奸，被他们发现了，就得被抓回处死！ 不过，老这么躲着人，不吃、不喝，也活不下去呀。二人合计一番，决定先找个人家，弄点吃的，换掉这身劳工服。于是，二人走出了山窝。这时，迎面来了一个打柴的穷汉。那穷汉一看他俩，心中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也就主动说出了实情，并提出了请求。那穷汉说：“你们先找个背风的山洞藏身，我回去想想办法，傍晚时再来。”等到傍晚时，那个穷汉果然来了，拿来两身破衣服，还拿四个苞米面大饼子、一罐子凉开水。他俩换上衣服，把脱下的劳工服交给那穷汉处理，总算把肚皮填饱了。二人再三道谢，问对方姓名、住址，待将来酬谢。那人说：“两位老弟，咱们都是穷哥们，都是中国人，活得太艰难哪！你们也别细问，只记住世上还有个好心人就行了。不用说谢，你们只考虑好下步怎办就可以了。我也不易久留，再见吧！”说完就下山去了。
二人商量一阵，实在无好路可走，只好暂时各回原籍，再想办法。这样，张连发取道正北，奔吉林；吴林芳取道西北，奔通辽县。吴林芳走了五天五夜，回到了家乡通辽县城。但他有家不能归，回家乡就等于自投罗网。他只好折向通辽城东南四十里的高家街村，他有个叔伯大哥吴松芳在那里住。正好腊月初八那天，他到了松芳家。一进屋，谁也不认识他。他有一年光景没正经洗过脸了，脸上涂了厚厚一层矿石粉，黑里透青，完全失去了本来面目。他的双脚与大头鞋冻到了一起，手冻了，耳朵和鼻子全冻了。进屋后，他只喊了声“大哥，大嫂”，便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了过去。大哥、大嫂忙端来一盆凉水，将他的双脚放在水盆里，同时扶正身子，脱掉帽子，用毛巾蘸凉水擦搓所有冻伤的部位。过了半个时辰，吴林芳渐渐苏醒过来……
吴林芳是活着回来了，但又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就改了个名，叫吴永才。对外人说，是黑龙江省投奔来的一个远支本族兄弟。过了春节之后，就给村中地主王江家扛了大活。又过些日子，通过人打听得知，大哥在城西王家油坊村给地主耿大架子扛活，大嫂和小侄儿与大哥在一起，还算平安无事，只是三弟去做劳工后，还一直杳无音信，吴林芳心中又添了一层愁云。
报仇雪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出关，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东北光复了，东北人民的十四年亡国奴悲惨生活结束了。日本侵略者刚刚败走，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妄图建立反动独裁政府，重新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人民愤怒了，纷纷投入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后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与反动派展开了一场历史性大决战。老三吴金芳经过千辛万苦回到了家乡。不久，就参了军。老大吴竹芳当上王家油坊村农会主任，带领乡亲们清算地主，参加保卫家乡的革命斗争，并于1946年7月入了党，成为吴家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老二吴林芳于土改后也参加了解放军。苦大仇深的吴家三兄弟胸怀着极大的民族仇与阶级恨，全身心地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吴林芳和吴金芳在部队里勇敢战斗，不怕苦、不怕死，在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的数百次战斗中，多次流血、负伤，屡建战功。吴林芳一直打到舟山群岛，吴金芳一直打到海南岛。1951年10月，哥俩又双双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直打过三八线……
吴林芳立过功，火线入了党，当过炮兵班长。吴金芳入了党，立过三次大功，九次小功，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职务升至营长，军衔晋至少校。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少数几个强国主宰世界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球。中国正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健步前进。中国人民已经成了堂堂正正的国家主人！
周举是原通辽鞋帽厂的工人。从13岁开始就给地主扛活，全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辛，更加动荡。
周举共计哥三个，由于家境贫寒，他30岁还没说上媳妇。一天，周举和兄弟们正在家中，伪甲长领着两个警察突然闯进来。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说：“你们哥三个，今年摊一个劳工，谁去吧？”周举见势，心想不去恐怕不行。望着自己的两个弟弟，咬着牙站起说：“我去！”
不容分说，伪警察结结实实地把周举捆绑起来。周举和其他几百名劳工一样，被赶到火车站，上了闷罐车。只听“咣铛”一声，车门关上了，并加上锁。车厢里挤满了被抓的劳工，漆黑一片。此时，周举一阵心酸，心想：“这一去，恐怕再也不会见到母亲和弟弟们了……”，泪水也禁不住流淌下来。
火车跑了整整三天三夜，到了阿尔山。下了车后，劳工们才被松绑。只听见一个日本人用十分笨拙的中国话恶狠狠地说：“你们地不许逃跑！谁要逃跑，死啦死啦地！”
从此，周举就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每天在刺刀、棍棒、皮鞭下劳作，挖山洞、搬运石头……，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稍有疏忽怠慢，就会遭到一阵毒打。虽说是一天三顿饭，但是从来就没吃饱过。早晨和中午是两个橡子面饽饽，晚上一碗发了霉的稀粥。日复一日，超体力的劳动加上挨打、挨骂、受冷、挨饿，个个瘦得皮包骨，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
非人的生活使周举产生了逃命的念头。1943年11月的一天夜里，一列运送建筑材料的火车停了下来。他趁鬼子不备，冒着被抓回去活活打死的危险，钻进了一节没人的车厢里。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后，他溜了下来。
周举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家中。当他满心欢喜地推开家门，想给母亲一个惊喜的时候，却愣在了那里。母亲那熟悉、亲切的声音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了，等待他的是摆在箱子上面，那微笑着的母亲的遗像。周举这个未曾被皮鞭、棍棒打倒过的五尺男儿，抱着头缓缓地蹲了下来，默念着“妈，你为什么不等儿回来……？”掩面而泣。原来，他被抓走时，年迈体弱的母亲就经不住沉重的打击，一病倒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临咽气前还叨念着周举的名字。
当周举还未从母子绝别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就又大祸临头了。他逃回家一个月左右，日本人又来抓劳工。想着去世的母亲，看着比自己小的弟弟们，他不顾弟弟们的阻拦，义无返顾地再次站了出来。就这样，他第二次被抓，当了劳工。于是，他又亲眼看到了那么多劳工被活活累死、饿死、打死。这个在苦水里泡大，死里逃生的人，总是不甘心命运就这样掌握在小日本鬼子手里。他在绝望中寻找着出路，在黑暗中寻找着光明，坚持着，支撑着……。几经磨难，又第二次逃出了人间地狱。
周举第二次逃出后，本想回家与弟兄们过团圆日子，找点事干来养活自己，也帮助弟弟们养家糊口。无奈天有不测风云，1945年春节刚刚过去，他出去打工，被迎面而来的两个伪警察逮个正着，二话没说就被捆了起来。“我犯了什么法……”，周举喊着、叫着，可无济于事，他又第三次被抓去当劳工。
也许小日本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他们对劳工的管理更加惨无人道，说砍就砍，说杀就杀。在山洞修建完后，有的劳工甚至被活活地堵死在山洞里。那时，周举真不知道何时是自己的祭日。
1945年8月，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开战了！天上飞机、地上坦克，小日本面对此景，只顾逃命。劳工们没人管了，幸存者各自逃散。周举足足走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算活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通辽。
通辽批发城兴旺银店的梁富在收购金银首饰时发现了一枚罕见的“支那事变纪念章”。据了解，在此之前，此种纪念章全国仅发现一枚。该纪念章的发现，无疑为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又提供了如山的铁证。
此纪念章为红铜质地，直径5.4厘米，边缘厚度为0.3——0.5厘米不等。正面以山和青纱帐为背景，一凸雕的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手端冲锋枪正迈步向前，脚下躺着一位手持大刀的中国军人的尸体；此章背面上半部分为一凸雕的日军轰炸机，下半部分为标有长城和北平、张家口、大同、保定、沧州等城市名的中国地图，各城市间以铁路线相连；此章中部右侧刻有“支那事变纪念，昭和十二年”字样；章的边缘则是首尾相连的八枚炸弹。此纪念章做工精细，字迹非常清晰。
据史实记载，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而发动“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7月底就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地，并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估计此章就是日军为了纪念此次事变胜利而发行的。
日本鬼子统治通辽时期曾存“四大硬”之说，当时有段歌谣：
特务股，
宪兵队，
警察署，
协合会。
所谓“硬”就是他们和日本人公开或秘密勾结，事实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鹰犬。他们随便定这个犯，定那个犯，包括思想犯，一旦被他们摄入眼帘，看着不顺眼，就要被抓进牢狱，施以酷刑。如果定成抗日嫌疑犯，十个有九个被杀害。当时的老人们说：“北沙粱一带几乎三两天就会听到枪响，总有一些老百姓由于被他们定成个什么‘犯’枪毙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冤魂。”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收集苏联、蒙古政治经济情报，镇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仇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义愤，决定在伪满洲国兴安南省宪兵队通辽分驻队的基础上收罗大批汉奸特务，成立了伪满洲国第九宪兵团。
日伪第九宪兵团特高深是第九宪兵团内从事特务活动的专门机构。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东自昌图、八面城、郑家屯一带，北至白城子、王爷庙、阿尔山左右，西到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甚至今克什克腾旗的经棚，南至彰武、昌平、法库一线。不过它也有重点，那就是被视为政治、经济、交通要地的通辽，特别是伪军事机关、火车站等都设在这里。
1943年，特高深特务崔殿奎奉命潜伏在通辽城区的万字会中，暗中监视信教群众的思想动态，搜集教众的反满抗日言论。他发现一个教徒，平时唠嗑中流露出对日伪政权的仇视，就秘密跟踪后把他抓获，并在审讯中严刑拷打，最后终至此人死于非命。
通辽东门里还有一个姓娄的老乡，对日寇和伪军的胡作非为、横行霸道表示不满，特高深了解情况后，马上以抗日嫌疑罪把他逮捕入狱，然后也是一次次严刑拷打，逼他交出他所属的组织、人员、活动情况，该人受刑不过，不得不上吊自杀。
特高深还以抗日嫌疑罪逮捕过无辜群众吴铁日和一个姓张的木匠，同时还抓了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在关押审讯后，张木匠曾经乘看守人员不注意越墙逃跑，特高深特务高中正配合日伪军队终于又把张木匠抓了回来，并在抓获之后把吴铁日、张木匠和他们那个朋友一道杀害。
总之“四大硬”也好，“特高深”也好，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恶不作的鹰犬，通过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也欠下通辽人民一系列血债。
日本帝国主义侵我山河之后，杀我人民，榨我财富。南京大屠杀一场就是300000万人，而全国范围内的杀戮，轰炸、焚烧是多得数不胜数——“点天灯的”，开膛破肚的，被作为研制细菌“原材料”活活解剖的，被灌辣椒面灌死的，被割下头装在麻袋里的，有的活人被当成练刀练枪的活靶，更甚者竟真有活吃中国人心肝的……，有的简直闻所未闻。
不仅如此，鬼子还极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用鸦片毒化我中国人民。1940年至1945年，仅鸦片瘾者和吗啡瘾者中毒而死的就有7万多人，通辽也是他们“弱种亡身”政策的主要受害地。
所谓“弱种”，就是要通过推广鸦片种植、吸食使中国的人种“弱”下来，进一步“东亚病夫”化。日本人在通辽、开鲁等地成立了官办大烟馆，大烟也被他们誉为“福膏”，凡吸食大烟者还发给“福膏台帐”，也就是平常说的大烟供应本，凭大烟供应本给予定量供应。同时也假模假样地成立了“康复院”，把无“台账”吸大烟的人抓到这里，美其名曰叫该人“戒烟”，并规定戒不了的发给“福膏台账”，然后定量供应。领了台账以后就算“合法”了，事实是扩大了吸毒者的队伍。这样以后，大烟“官办”，一来实行了垄断经营，从中获取比原来大得多的利润，二来不少人由没吸大烟到吸大烟，又从吸大烟到“打大烟”，“扎吗啡”，达到了弱化中国人的“人种”的目的。不少人由于日本人事实上的“鼓励”成了大烟鬼，风一吹就倒，有的没几天就死了，于是他们的“弱种亡国”的目的就又进了一步，实质上是进行了另一种从精神到肉体的大屠杀。
原通辽地区国民党负责人杨德田老先生写过的一个笑话。1934年，伪满洲国政府下令收缴民间枪支。于是日本兵带领警察、汉奸、特务到处翻箱倒柜，欺压老百姓。当时，通辽南顺大街有一户姓王的买卖人，人称王老板，此人就是一个有“福膏台账”者。日本人进屋时，他刚抽完大烟，搜枪的日军闯进屋，开口就问：“你的，枪的有？”这位王老板一下子就蒙了，顺口就哆哆嗦嗦地说一声“有，有……”，他着急忙慌地翻箱倒柜，终于找出了一根抽大烟用的大烟枪，并双手捧着送给日本人。日本人一看满脸陪笑胆颤心惊的王老板的答非所问，觉得自己是受了戏弄：“巴格牙路，死了死了的……。”接过了他的那根大烟枪，顺手向王老板头上砸去。一是王老板这个“人种”的确已经因抽烟而“弱化”，二是小鬼子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不打一处来。烟枪下去，王老板已是头破血流，不一会，气绝身亡了。在日本人这毒蝎政策的不断鼓励下，走上了这“坟场”的人还真不少，特别是富人定有两杆、三杆烟枪，因此早死的人无数。
也不是通辽一带的人缺眼睛，少心劲，也有很多人看出了小日本子垄断大烟，发福膏台账没安好心。于是当时流行了一种以戒烟为内容，以《苏武牧羊》调谱出的《大烟叹》调。特别是贤良的主妇们至今还记得，我的一个好友的母亲就曾背诵过这首希望亲人们千万别染上抽大烟习惯的长歌。友人母亲传下来的《大烟叹》歌达422句之多，简直是从盘古开天说到满洲国所见所闻，都是围绕着鸦片害人写的：
谁者是将烟忌，恒心须有；
切不可再吸烟，废了前功；
或因病或因事，再把烟用；
是思前想想后，所为何情；
屡次吃屡次忌，暗把身损；
耗气血损精神，万不可行；
要有人听信我，良言解劝；
猛醒悟早回头，称为英雄；
愿君子听此言，知过必改；
千万莫当了， 耳旁之风；
不惜功立此书，将人搭救；
有千言有万语，说个分明；
语虽偿少文雅，智愚皆晓；
望君子加改正，以警遇蒙；
此部书出在了，竹溪馆内；
劝世人忌洋烟，莫大阴功。
读了《大烟叹》这只歌的很少一部分，你就可完全知晓，写歌之人的苦心了。通辽一带还有另一种《大烟叹》，字句不如友人母亲传下来的整齐，但目的和意义是一样的：
大烟害人又费钱，
戒瘾实在难，
打哈欠、泪涟涟，
浑身筋骨酸，
晴天还好受，
最怕连雨天，
……
总之，这是“觉醒的呼号”，曲折地在日本“弱种亡国”的淫威下拯救同胞。在那种日本鬼子动辄“死了死了的……”，打死穷人象折了一根草棍儿似的年月，利用有文化、没文化的人都看得懂，听得懂的通俗的文化形式灌输一种治病救人的思想，真可谓“善莫大焉”了！
还有一种大屠杀外的大屠杀，那就是他们从侵略者利益出发的精神毒害。精神毒害首先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为他们的侵略制造歪理，同时在我们民族杂居地区制造象“日蒙亲善”“内蒙古独立”“通辽做国都”一类的谣言，挑起民族间的隔阂，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各个击破、灭我中华。
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逼迫中国人学日语，升日本国国旗，学日本国歌，并成立一系列神社，规定“诏书奉戴日”、“集合”等方式向日本天皇遥拜，奴化中国人。
他们在许多地方成立“协合会”，悬挂起实现日满一心一德的招牌，什么“民族协合”、“王道乐土”、“道义世界”等等。甚至说协和会是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团体，是“政府的精神母体”。日本关东军植田司令甚至说“精神母体者，即建国精神也”，是“天皇圣意”，这些精神鸦片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中华民族一向万众一心的斗志，个别的败类变成了他们的走狗和鹰犬。
关于鼠疫，鼠疫史料集已有专文叙述，当然也是一种大屠杀外的大屠杀。应该说今科尔沁区域内，原来个别地区是发生过鼠疫的，而且1934年竟达到“世界十大疫区”的程度。1947年死了15002人，死绝108户。所有这些，小日本鬼子能脱得了干系？这不再清楚不过了吗？
科左中旗政协编辑的文史专集《苦难的岁月》，就发表过由知情者包希浩撰写的《日伪残酷统治科左中旗的罪行》一文，其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
“一九三二年初，原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军团部分队伍约一千余人，被集中到钱家店兵营进行整编。这些人听说他们的司令韩舍旺等人由于不听日本人调遣而惨遭杀害的消息后，考虑到自身也有可能遭到不测，便聚众研究逃跑。这些人先是采取零星逃跑的办法，但还是很快就被日本人发觉了。为了防止其他人逃跑，日本人在军营周围架设了电网，但乘停电之机，还是有人不断逃了出去。日本人考虑到这样逃跑下去对今后的统治不利，对以后收降整编这一武装更不利，因此便决定采取一个灭绝人性的措施——撒放鼠疫菌，全部消灭这批人！鼠疫很快在军营中蔓延，每日都有数人死亡，日本人怕别人知道，就下令把死尸掩埋在军营内的空地里。军营的士兵，虽然不知道是日本人在谋害，但已断定是发生了瘟疫，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于是他们选择了冒险冲破电网逃跑的路子。夜里，剩下的几百人，手拿棍棒、斧子、菜刀、铡刀、铁叉等工具拥向电网，很多人立即触电死去，最后还是把电网冲破跑出了一部分人，但这些人的身上已经带上了鼠疫菌，逃回家之后也没能幸免，相反倒导致了新一年的鼠疫大流行。”
为了追究1947年我区鼠疫缘何那么严重，笔者曾去过两三个疫源地，在哈尔滨731部队陈列馆留下了这样一首随感：
从太阳岛出来，
本能地收起笑脸，
走向平房，心里步步增加着铅。
黑太阳731，
这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地方啊。
一支魔鬼部队，
曾盘缠着一个吃人集团，
“灭绝人性”是这里不宣而施的纲领，
繁殖瘟疫竟被他们称为所谓的‘圣战”。
这里的主人是病菌，
使命是播种鼠疫、霍乱、伤寒，
而“实验材料”却是人、抗日军民、共产党员。
在这里，人的概念丝毫不高于白鼠、野兔，
在这里，人全成了“马鲁大”——“木头”，
不再分张、王、李、赵、韩……，
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也全被勾去，
只剩下可怜的标号——1、2、3。
中国人的尊严已降到低等生物的水平线上，
象一只只草履虫，
被他们解来剖去、碎尸万断。
烧杯里是心脏，
马桶里有肝胆，
日本每天在这里展销凶残，
并不断扬言：已有了把人类毁灭数次的手段。
于是，这平房变成了血盆大口，
吃人不吐骨头，
拉下的则是遍地灾难，
用火车送通辽，
用飞机洒海边。
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
这里的亡灵，
谁知道是亿？是万？
看着，我提醒自己，
别把牙咬碎，别……
要为被害的死者们，
充当能呼能喊的档案！
笔者写到这里，油然想到了一个人们很少思索的话题——现在，不论你到科尔沁区的任何地方，任何地块，也很少看到高粱、玉米地里有乌米了。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几乎每到一个村屯、每一片农田都可以看到乌米。高梁、玉米、糜子都有乌米，凡是作物长了乌米，这棵作物这一年就不能打粮食了。这种乌米干了传粉，还可以感染其他的秧棵，让这些秧棵也不打粮食。个别年，个别地方乌米一棵连着一棵。人们知道乌米打不了粮了，在那“糠菜半年粮”的年头就让孩子随便打乌米。一则可以充饥，二来也控制了乌米的传染和扩散。
为什么那些年家家的庄稼都长乌米呢？今天的庄稼就不再长乌米了呢？1997年9月，《光明日报》一个报道解开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该报道说：“日本曾在二战期间进行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枯萎死亡的‘黑穗病’试验，并曾计划以这种细菌为武器，破坏敌对国的粮食生产。”这一秘密是曾经参与这项试验的有关人员，在沉默了半个世纪以后透露出来的。据曾在这一特种部队担任过监督管理工作的当事者说，“黑穗病”研究设施在日本鹿儿岛，试验部队把设施附近的土地作为试验农场。另一位当事者说，他们的任务是禁止无关人员接近试验农场附近，严防走漏消息，日本投降后研究设施和活动记录均被销毁。
日本大学教授常石敬一说：“旧日本军队为了破坏敌对国的粮食生产，进行以毁坏大面积农作物为目的的农作物细菌战研究，研究试验违反国际法的农作物细菌是无可辨驳的事实。”
笔者读过韩国作家郑贤雄先生的《特别监狱》，读过有良心的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人性的证明》，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等书。也阅读了国内的一些老师和友人们的著作，如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张学良将军题写书名的《九·一八后国难病史》、顾笑言友人的《杀人工厂》等出版物，每读都心如刀绞，义愤填膺。
一个1937年曾任过伪公职的老人，在几十年后回忆到：“自1936年开始，日本侵略者为了疯狂掠夺物质财富，支援战争，实行粮谷出荷和配给制度。产业科每年按农民土地面积，做出出荷的具体计划。秋收季节，由旗公署组成工作组，旗长、参事官亲自带队，到努图克征收出荷粮。农民如果私藏或拒不交出荷粮，要遭到处罚。所谓配给制度，主要是棉布及其它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在农村、牧区的蒙古族群众，因所得配给布匹无几，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儿童有的裸体在外面玩耍，有的在屋里烤大火盆，把肚皮烤出了泡，有的甚至掉进火盆里活活烤死，其惨状目不忍睹……。”他还说到了成年人：“成年人夏天没衣穿，就把皮袄反过来穿。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裤子都没有，用高梁秸串上当围裙来遮体。全家数口人盖一床被子，几个妇女出外时轮流穿一条裤子的情况比比皆是……。”
这就是血腥屠杀画面下的中国，
这就是血腥屠杀画面下的通辽以至科尔沁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终于得到了胜利，庆祝胜利的时候就有人用“抗战胜利”作为谜面打一灯谜，谜底要求是一个人名。
有人说这谜底是“屈原”，因为日本鬼子屈服了美国的原子弹；有人说这谜底是“苏武”，意思是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军队”向日本动了“武”；但更多的人的答案是“共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共同开展抗战工作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珠联璧合。
小时侯我听到老人们讲大刀会，说大刀会可了不得，刀枪不入，子弹打在身上不往身子里进，“哗哗”地从身前滑到地上。特别是钱家店前腰窝堡村的蒋先居老人讲得活灵活现，简直大刀会就是一个个金刚、一尊尊罗汉。
长大以后，我才慢慢悟道，蒋先居老人口中的金刚罗汉，就是我一上学就学会了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义勇军，而且这义勇军也包括通辽一带，谢国忱领导的热河民团义勇军。
蒋先居老人讲的大刀会的故事发生在“马道尹府”。马道尹，就是曾经任过督办的马龙潭，他的这个道尹府，就在今市公安局院内。
谢国忱，辽宁黑山人，家在李家窝堡，早年当过张作霖大帅的勤务兵。“九·一八”事变后，谢国忱不甘被日本军国主义欺压，就率众组成了义勇军，这支义勇军的司令部设在当时的开鲁，他们经常在通辽、开鲁一带打游击，而且曾三进通辽，说日本鬼子子弹打不了他们，子弹打在身上还不出血，就是他们在通辽的战绩。
在1932年5月，谢国忱部被改编为全东北范围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梯队，他仍是第五梯队的司令，总司令为高文彬。这年6月，他们就曾在高文彬的指挥下，由一、二、五梯队合攻通辽。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高文彬和一梯队司令李海山率八百多义勇军采取了“调虎离山”的计谋从通辽西门诱敌；谢国忱的五梯队和刘震玉的二梯队率兵2000猛攻东门。谢国忱部有个大刀队，在谢的指挥下先用刀缠着胶皮砍开电网，然后就洪水似地涌入通辽，由于动员得力，指挥得当，一路杀声震天。
战斗打得艰苦、激烈，义勇军这些热血汉子本来对敌人就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上午7时战斗一打响，义勇军就迅速打开了局面，他们很快地占领了东门、西门、北门，日本兵虽然都武装到了牙齿，但一看这些生死不怕的义勇军的架势，就不敢“对命”了。他们从各个方向撤退，向当时的马道尹府，也就是日军司令部退了下来，并渐渐龟缩在这个司令部院内。当时的司令部院也是四周围着电网的，但电网对谢国忱和他的部队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大刀队200多人在他们一位姓单的副团长的带领下，只一阵“喀嚓”，电网就算“了事”，然后，他们又翻过了墙头，轮起大刀。大刀队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由于敌人被他们的气势吓得酥了骨，所以他们越战越勇，一个鬼子倒下了、两个鬼子倒下了、三个鬼子倒下了……
所以看到的孩子们就讲出了我开始听到的那个故事：“真神！义勇军就象刀枪不入似的，几十个日本鬼子被‘谷个子’似地放倒了。”胆大的孩子甚至拍手称快。据我的一个老朋友刘辉说，这六十多个鬼子第二天都被司令部拦腰截断，一人一个麻袋装走了。
据说，这次战斗持续到晚上9点多，日本鬼子还动用了飞机，在通辽上空狂轰滥炸。日伪军不断增援，谢国忱部的领导人高文彬趁机决定往出撤，战斗结束时共击毙日本军人8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也不少。因此谢国忱的大刀队，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中国义勇军的形象代表，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一些老人现在提起还在说：“大刀队刀枪不入，电火不侵，子弹碰到肚皮上也拐弯往地上掉……。”因此日本人也把大刀队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开鲁后，谢国忱率部退到赤峰的林西县，后来日本鬼子还派他的一个朋友到林西县劝其投降，并许以高官厚禄，保证既往不咎。谢国忱当然颇有民族气节，但因自己所部弹药已不足，于是就想将计就计，诓取日本军队的子弹。日军本来就不是真心，所以趁其来时，即行下手，一代名将，就此捐躯，所率部队也散入民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伪兴安南警备军进驻了通辽东的钱家店东大营，开始了对这一带人民的政治统治和军事镇压，也掀开了日、伪在钱家店一带的罪恶历史。当时这里驻扎一个师，辖两个骑兵团；每个团都有四个连，其中三个骑兵连，一个机关枪连和迫击炮连；每个连又有三个排，每个排下属四个班；此外还有山炮连、汽车连、警卫连等三个直属连。师长是正珠尔扎布少将（甘珠尔扎布的弟弟）。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日本顾问，他控制这里的一切。
1936年，东大营又招收了一批新兵，组成了一个新兵连，这个连共有120人，连长由日本人矢岛金城担任。矢岛金城对新兵十分苛刻，每天操练达八小时之久，对士兵还横加剥削、勒索。引起了新兵们的强烈不满，在新兵中悄悄酝酿着一场暴动。
矢岛金城的勤务员小拉玛，天天起早贪黑为矢岛服务。早晨把他从家中接来，晚上还得把他送回家去，事事都得谨慎从事，弄不好还要挨训斥、受体罚。小拉玛3月20日下午下班后，很不情愿地照例把矢岛送回家，无意间发现矢岛开子弹库的钥匙，就偷偷地藏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匆匆忙忙回到了新兵连的驻地。他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王金海，又通过王金海找到了平时最恨矢岛的新兵，几个人商计好对付日本兵的办法，并拟订当晚11点就动手，还设计了起誓时要走的路线。
吃过晚饭，小拉玛、王金海等人细心观察了新兵连驻地的动静。他们看到连长的几个心腹——八个班长赌钱的赌钱，玩乐的玩乐，喝酒的喝酒，各寻其乐。心中暗自叫好，约定等熄灯号吹响以后，就开始行动。11点左右，小拉玛等5人悄悄地进入了子弹库，每人拿了一袋子弹，每袋200发，把选好的枪支背在了身上。尔后，他们又悄悄地回到了兵舍，按照他们已经掌握好的位置，分别打死了5个平时甘心情愿为日本人卖命的班长。枪声过后，全屋的士兵都被惊醒。王金海和小拉玛向新兵们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宣布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并向新兵们说：“愿意走的跟我们几个来！”于是50多名士兵站到了他们一边，并纷纷到弹药库背好了子弹，然后又到马厩备好马，砍开了大营东北角的铁丝网，逃出了这个虎狼窝。
日本司令官得知此情况后十分恼火，大叫“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并派两个连的兵力围剿了一个半月，最后只抓住了王金海，在钱家店南边的靶场上把他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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